古代谣言的那些事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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谣言止于智者。
在信息发布渠道没有多元的古代，至关重要的信息的传播显得尤为重要，别有用心者也就越有捏造与散布谣言的机会和动机。
早的如刘邦造自己的谣，借“斩白蛇”的故事把起义反秦暗喻“天降大任”；晚的如袁世凯造自己的谣，借佣人见其头顶黄龙的谎言把逆流称帝说成真龙现身；就连爱国诗人屈原也曾遭受谣言攻击，他在《离骚》里记载：“众女嫉余之蛾眉兮，谣诼谓余以善淫”，“众女”因为嫉妒他的美貌（蛾眉）造谣说其“善淫”！
——有信息，就会有谣言。
“有趣”的谣言，驱逐“无聊”的事实
最早“留名青史”的造谣者是三千多年前的商纣王的佞臣：恶来。
《史记》说他：“善于毁谤，长于谄媚”，他善于造谣贤能，长于谄媚纣王，而商纣王已然在酒池肉林中苯中毒、蛋白质中毒，也谣言中毒。其叔父比干直谏却被剖胸挖心，诸侯觉知谣言的病毒已深入骨髓，争辩的声音失去效力，只好投奔坦诚的一方净土：周。
这无疑告知我们，酒肉固然鲜美，糟糠亦然真味；“谣言”固然爆了猛料，事实却保护正确航向。
也正因为事实的“平淡”，才接连上演被谣言驱逐的情节。
《尚书》记载，周武王死后，周成王年幼，周公摄政。这时候周武王的众弟弟，管叔他们在国内散布谣言说：“周公要对成王不利了，他要造反了。”
国内的舆论已经被谣言裹挟，周公垂头丧气：“如果现在我不避嫌，我就对不起先王。”于是，他避到东边，住了两年。
后来，造谣的管叔变成真正造反的人。成王在周公的帮助下，平定了叛乱，造谣的人最终被抓获。可是，成王仍然对权重的周公心存芥蒂。
不久，周公写了一首题为《鸱鸮》的诗送给成王：“鸱鸮鸱鸮，既取我子，无毁我室”，周公把自己比作一只誓死保卫小鸟的母鸟来表明心志，可是成王依然没有回应。
直到秋天刮起台风，周成王要打开贮放占卜祝辞的柜子，看到了周公宁愿把自己作为抵押，替代武王死的祝辞，管叔的谣言才告粉碎——于此，事实完成对谣言的反驱逐，历时两年多。
曾为刘邦献出“六出奇计”的陈平也曾被周勃、灌婴造谣说他“盗嫂受金”。《史记》记载说后两人向刘邦打小报告：“我们听说陈平在家时曾与嫂子私通；投效魏王咎被弃用，逃亡楚国也不被器重，只好归附您。汉王您让他监督军队，我们听说，他接受将士的贿赂，给的钱多的，就得到好职位，给的钱少的，就只能得到较差的职位。”
两人爆了陈平并不光鲜的老底，猛料十足，刘邦将信将疑，叫陈平来自辩。陈平说:“良臣择主而事，就算是千里马也要找到伯乐才行。我一穷二白，不收受钱财怎么有经费办事？您觉得我难堪大任，所有经费可完璧归赵。”
刘邦这才没有相信不该相信的，陈平为其献智“六出奇计”才有了可能。
到了魏晋，入世无门，出世思想的士人终于思考和认识到了“劣币驱逐良币”的荒唐。《搜神记》就借传奇故事表达了对谣言的愤怒：东海孝妇周青被谣言所诬，遭害后，东海大旱三年。
“辩谤书”与“谤书”
晋人已经认识到了谣言之祸，唐人则编成了一本书来辨别谣言。
据《旧唐书》记载，唐代一位叫唐次的官员也屡遭谣言中伤，左迁几天又左迁，终因谣言而惹上杀身之祸，可他没有被吓倒，反而洋洋洒洒写了几千字的《辨谤略》来教唐德宗怎么辨别谣言。唐德宗看了之后，倒是有所领悟，但还是恨唐次不给自己台阶下，咒骂着“唐次方吾为古之昏主”，又把他调任了。
唐次的幸运在于，唐德宗不久薨逝，欣赏他的唐宪宗即位。后者很是赞赏他的《辨谤略》，说“实君人者时宜观览”，还觉得意犹未尽，下达诏书让令狐楚等官员为其续写，最后编写成十卷的《元和辨谤略》。可谓皇帝办公必备的“谣言废碎机”，所以有官员赞叹说：“别殿备乙夜之观，则圣虑先辨，谤何有兴！”——有了这本书，皇上如果先看看，谣言又怎么飞得起来呢？
有人编了怎么辨别谣言的书，也有人写了整本都是谣言的书：比如晋人王嘉的《拾遗记》。比如正史说吴下阿蒙被孙权劝说后，发奋读书，什么书都读，就是没有《易》。而《拾遗记》偏偏造谣说吕蒙“博览群籍，以《易》为宗”。又捏造说白帝之子和皇娥（五帝之一的少昊之母）……所以纪晓岚就骂它是“上诬古圣，下奖贼臣”。
有趣的是，司马迁的《史记》也曾被认为是充满谣言的“谤书”。后汉的王允不顾群臣莫诛“旷世逸才”的请求，坚持要杀蔡邕，因为他害怕蔡邕会向司马迁学习，做一个“谤人”，写一部像“《史记》的谤书”。
自负的班固（《汉书》作者）某一方面却也认同王允的看法，把太史公开创性地为“货殖”“游侠”列传认为是“此其弊也”，又说太史公的著作“是非颇谬于圣人，论大道则先黄、老而后六经”，却不知他的自负却是他自己的“此其弊也”。
个人怎么面对谣言
因谣言而获“莫须有”之罪，高明的人们深知，谣言的不攻自破，只是时间问题。
明朝嘉靖年间，宰相严嵩擅权误国，有一位出身进士，名叫沈炼的官员上书直谏，直斥严嵩“贪婪之性，病入膏肓”，遭到流放边疆。看到边疆屡被侵犯，更是义愤填膺，连作诗为文都要弹劾奸佞，世人敬佩他“不怕死”的勇气，纷纷传播他的事迹、诗文。
严嵩害怕了，便组织党羽，散布各种毁沈炼“人设”的谣言。机会到了，嘉靖三十六年（1557年)恰逢有人以白莲教的名义在民间作乱、出入边疆，被抓招供时严世蕃便让人加上沈炼的名字，造谣说是沈炼领导的祸乱。沈炼因此遇害。
后来，严嵩事败，父子伏诛。沈炼在太学(国立大学)的子弟把沈炼的名字官爵写在布帛上，带去菜市口看严世蕃被行刑，说:“沈公可瞑目矣。”
岳飞也深知：谤我者，谓我何求；誉我者，知我心忧。沉冤七十年终得雪，迟到的正义终于被他的孙子代领，而造谣者秦桧、万俟卨、张俊，千百年后依然在西湖畔向岳飞下跪！
苏轼被贬黄州后，京师政敌们也开始造起了谣言。据《东坡志林》记载：当时曾巩的母亲死去，京师顿时谣言说苏轼和曾巩同一天羽化升天了！足见两位贤者多不容于浊世！后来苏轼又被贬到海南，京师又说他乘船入海一去不复返。后来一位叫何述的太守又造谣说苏轼突然失踪，只留下了道服，说他得道升天了！苏轼隔三岔五就“被死亡”却没被气死，是因为他的豁达乐观的精神。
可是正如梁启超所说的，“誉满天下的人，未必不是欺世盗名之徒；谤满天下的人，也未必不是伟人”，所以《三国演义》造了最多关于曹操的谣，却不妨碍曹操真正做到了“设使国家无有孤，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”，他终没有篡了汉家天下，他也真是三国鼎立时的大文学家。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张居正为年幼的万历皇帝改革图新十年，死后却立刻被张四维等人造谣攻击为擅柄专权十年……
所以庄子才说贤者要做到:“就算所有人都赞誉他，和他自己的看法一致，他就会内心平和；就算所有人都造谣攻击他，和他自我评价不一致，他也会不予理睬。”
参考资料：《离骚》《史记》《尚书》《搜神记》《拾遗记》《三国志》《旧唐书》《东坡志林》《李鸿章传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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